六成受访组织把 OSPO 开进了软件工程部，五成七的 OSPO 在两三年里没有被搬去过别的部门——可同一份报告里，21% 的 OSPO 在 AI 治理上只是「被问问」，10% 才全权负责，83% 反复撞上资源和编制问题。这份报告的结论写得很克制：重要的不是有没有 OSPO，而是它有没有权力。换个说法就是——开源治理花了很多年，把一扇门搬进了每家公司，却很少能决定那扇门后由谁做主。
欧盟第一次把开源写进战略自主的核心文件，承诺七年 20 亿欧元——同一份报告里，欧洲公共部门每年花在专有 IT 上的钱是 2640 亿。数字主权被 94% 的组织认定为战略要务，但同时有 31% 的组织对开源没有任何正式治理，59% 贡献代码而只有 37% 参与治理。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它给出的答案，而在它自己都没打算回答的那个问题：治理能力这件东西，可以用钱买吗？
同一批专家，被问到「什么叫开源 LLM」时给不出统一答案；被问到「你打算拿它干什么」时，答案立刻一致。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有两套标准，而是 openness 本来就有两套量法——一套量资源，一套量人。前言里那句「开放性可能反而加固既有的权力结构」，才是这篇论文真正想说的。
胡健、邓渝婷、祁勇 (2025,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, DOI 10.1080/10438599.2025.2458283) 用演化博弈模型刻画开源社区基金会、社区运营商、贡献者三方在知识产权治理上的策略演化，以『数字技术创新』为核心外生变量，得出初始意愿、奖惩机制、贡献成本、侵权风险四类参数对策略均衡的显著影响。论文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，而在于它是 Coase 产权定理 × Williamson 治理结构 × Nelson & Winter 演化制度主义在开源中国语境中的一次系统性实证。